十二名內务部行动队员身著便装，在距离“船锚”小酒馆八十米处下车，沿河岸阴影向目標包抄。

酒馆窗户没有透光，门板紧闭，门外只掛著一块满是灰尘的木牌。

一切看起来和周边那些被废弃的老仓库毫无二致。

行动队员破门而入，三分钟后，一名中年男子被反銬双手押出酒馆后门。

他穿著皱巴巴的外套，头髮散乱，左颊有新鲜的擦伤——那是试图翻越河岸矮墙时摔的。

他被內务部行动队的同志们粗暴地塞进轿车后座。

黎明前，海涅曼拨通了柏林內务部的加密电话。

“台尔曼同志，目標已捕获。克劳斯·冯·艾兴多夫，確认身份，现已收押。”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审。”

台尔曼只说了这一个字。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林茨市人民委员会大楼门前的广场上，陆续有人群聚集。

他们不是来看热闹的市民，而是接到通知的工厂工人代表、居委会积极分子、民兵骨干。

一张简易的木製讲台被临时搭起，扩音器还没有完全调好，偶尔发出一两声刺耳的啸叫。

九点二十分，台尔曼走上讲台。他扶了扶话筒。

“林茨的同志们。”

广场上顿时安静下来。

“四十八小时前，一群反革命暴徒开枪袭击了这栋大楼，重伤了你们的市委书记约瑟夫·迈尔同志。

他们以为，枪声可以嚇倒我们。他们以为，黑夜可以掩盖罪行。

他们以为，在这座城市里，还有人会为他们望风、为他们藏匿、为他们欢呼。”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从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脸上扫过。

“四十八小时后的今天，所有直接参与袭击的暴徒已全部落网。

他们的组织者、资助者、庇护者，也都在审讯室里。

他们的枪我们缴了，他们的钱我们封了，他们的据点我们拔了。

而这座大楼，今天照常办公，明天会有新的玻璃安上窗户。”

“这不是內务部的胜利，不是驻军的胜利，不是我这个柏林来的特派员的胜利。这是谁的胜利？”

他指向人群中的玛塔·贝克尔——那位南城第三居民委员会的主任。

“这是贝克尔同志的胜利。她带著三十个楼组长，三天里走遍了她辖区的一千四百户人家，每一张面孔她都认得，每一个可疑的响动她都记得。

暴徒藏身的第一个窝点，是她的人指认的。”

他又指向站在人群边缘的一群穿工装的年轻人——林茨机车车辆厂的工人纠察队。

“这是机车车辆厂同志们的胜利。

暴徒企图从铁路逃窜时，是你们的值班小组发现货车车厢里有人影，用扳手和撬棍堵住了车门，撑到了巡逻队赶到。”

“旧时代的人们相信，权力来自血统，来自財富，来自上帝授予的冠冕。

我们用什么证明他们错了？用这支工人阶级的队伍，用这座由居委会和工厂委员会织成的网，用四十八小时將反革命暴徒绳之以法的速度和力量。”

“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这就是人民的胜利！”

台尔曼最后说：

“林茨的秩序已经恢復。

迈尔同志已脱离危险期，正在康復。

国际工人与劳动者科技成果大会將如期在柏林召开，林茨的代表明天照常出发。”

他转身走下讲台，没有回头。

广场上的人群没有立刻散去。

有人在看那栋刚刚安上一半新玻璃的大楼，有人在看远处多瑙河上升起的晨雾。

玛塔·贝克尔被几个年轻妇女围住，问她是怎样记得一千四百户人家每一张面孔的。

她摆摆手，说这有什么，老住户都记得。

在人群边缘，一个提著工具箱的中年男人站了很久。

他穿著蓝色工装，帽子压得很低，看不清表情。当周围的人陆续散去，他仍然站在那里，望著讲台，望著大楼，望著台尔曼离开的方向。

有人认出他是机车车辆厂的老钳工，三年前曾为那个通缉犯克劳斯的地下赌场修理过暖气管道。

三天前，当林茨的居委会开始挨家挨户排查时，他主动走进了贝克尔同志的办公室。

他没有说自己去过那家赌场，只是说，十四號楼三单元那两个年轻人很可疑，半夜总有汽车来接。

贝克尔同志记下了他的线索，没有多问一句。

此刻他站在广场边缘，他不是英雄，没有冲在抓捕暴徒的第一线。

他只是在那三天里，把知道的信息，递到了该递的人手上。

他想，这大概就是贝克尔同志说的“该帮忙时帮一把吧”。

太阳升高了。多瑙河上薄雾散尽，河水在秋日澄净的天空下泛著细碎的波光。

林茨的第二个正常工作日，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