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陆泽伸出第二根手指，“是为了填补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空白。

我们的文学作品里，有工人、有农民、有士兵、有知识分子，但真正深入描写民族工商业者內心世界和时代命运的作品，几乎没有。

他们也是我们民族歷史的一部分，他们的奋斗、挣扎和爱国情怀，不应该被遗忘。”

陆泽的语气变得更加恳切，“第三，我是想通过他们的命运，来折射那个大时代的变迁。

《锦灰》里的陈景云，他面对的不仅仅是生意上的成败，还有外敌入侵、家国沦陷的背景。

在那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里，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选择，才是我想表达的核心。这和美化资產阶级，是两码事。”

这三点说完，周围已经响起了不少议论声，有人赞同，但也不乏反对声。

方岩皱著眉，显然还在思考，但脸上的倔强並没有消散太多。

陆泽没给他太多时间去组织语言反驳，紧接著拋出了第二层论据，也是最核心的论据。

“当然，我们討论问题，不能光凭自己的想法，还要有理论依据。”

他话锋一转，直接搬出了权威，“关於民族资產阶级，周总在1956年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有过非常精闢的论述。

他说，民族资產阶级具有两面性”，他们既有剥削工人获取利润的一面，也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他还强调，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愿意跟我们走的。”

“我的创作，不敢说完全领会了总理讲话的精神，但正是试图用艺术的形式，去呈现总理所说的这种两面性”和复杂性。

陈景云他有商人的精明和算计，但他更有实业救国的理想和民族大义。这恰恰是对总理论断的一种文学实践。”

这番话一出口，全场哑然。

把周总的讲话搬出来作为自己创作的理论基础，这一招属於有些超纲了。

將普通的文学討论上升到了路线和理论高度，这谁还敢质疑他的“立场”？

方岩张了张嘴，彻底说不出话来了。

他可以反驳陆泽的文学观，但他怎么敢反驳总理的论断？

陆泽看著他，乘胜追击，拋出了第三层观点，將歷史与当下联繫起来。

“方岩同志，我们再往深了说一步。我写《锦灰》，不仅仅是为了回顾歷史，更是为了观照我们眼下的现实。”

“现在国家实行什么政策？改革开放。

鼓励个体户，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那我们歷史上有没有搞商品经济的经验呢？

有！民族工商业者们的那些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借鑑。”

“《锦灰》里写的那些情节，比如重视信誉、诚信经营，比如引进新技术、改良生產线，比如在逆境中坚持实业救国”的精神，难道对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没有一点启发和借鑑意义吗？

我认为，恰恰是有的。

我们写歷史，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给今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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