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蓁转过身，面对台下。

“威廉·奥斯勒，现代临床医学之父。”

她的声音经过话筒扩散出去，传到了二楼看台最后一排靠墙站著的学生耳朵里。

“他说过一句话，我认为是每一个医学生入学第一天就该刻在骨头里的。”

她顿了一拍，声音往下压了半度。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is an art, not a trade; a calling, not a business; a calling in which your heart will be exercised equally with your head.”

英文从她嘴里流出来的时候，发音乾净利落，带著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感。

前排几个英语底子好的学生已经在飞速翻译了，笔尖戳在纸面上，墨水洇开一小团。

叶蓁没有等他们。

她用中文重复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医学实践是艺术，不是交易。”

“是使命，不是行业。”

“在这个使命中，你的心与你的脑同等重要。”

最后半句话落下去，礼堂里的议论声全没了。

只剩下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从四面八方匯在一起，密得像春蚕啃桑叶。

叶蓁没有停。

“奥斯勒有一个习惯，他要求自己的学生每天花至少十五分钟坐在病人床边。”

她抬起头，目光从前排慢慢扫到后排。

“不是查体，不是问诊，不是开药方。”

“就是坐著，听病人说话，和病人聊天。”

叶蓁往前走了一步，离讲台边缘更近了些。

“一百年前的医生就知道一个道理。”

她的语速放慢了，每个字咬得清清楚楚。

“病人不只是一具需要修理的机器。”

“他是一个人。”

“一个害怕的，痛苦的，需要被看见的人。”

前排角落里，一个扎马尾辫的女生低下了头。

她想起了上周在妇科门诊见习时，一个从乡下来的產妇疼得满头汗，一个劲地喊著“大夫救我”，可整个走廊里的人都在忙，没人停下来握一握她的手。

叶蓁给了台下几秒钟的安静。

然后她转过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第二个名字。

albert schweitzer。

粉笔字写得很大，落笔稳当，一撇一捺都透著力道。

“阿尔贝特·史怀哲。”

叶蓁放下粉笔，拍了拍手上的白灰。

“有人知道他吗？”

台下稀稀拉拉举起了几只手。

叶蓁点了离她最近的一个戴眼镜的男生。

“你说说。”

男生站起来，紧张得推了两下眼镜。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非洲行医。”

“还有呢？”

男生想了想，摇头。

“坐下吧。”

叶蓁转身面向所有人。

“史怀哲是神学家，是音乐家，巴赫管风琴演奏的权威。他在欧洲有体面的教职，有学术声望，有优渥的生活。”

她在两个名字之间画了一条横线，把它们隔开。

“三十岁那年，他做了一个决定，去非洲。”

“去加彭的丛林里，建了一座医院。”

“一待就是五十年。”

礼堂里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叶蓁用手指点了点黑板上的第一个名字。

“奥斯勒教了我们怎么当医生。”

手指移到第二个名字上。

“史怀哲教了我们另一件事。”

她放下手。

“为什么当医生。”

后排站著的一个高个子男生把脖子伸得老长，生怕漏掉一个字。

叶蓁的声音沉下来，带著一种不容忽视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