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心，发现不了问题；

不用情，理解不了老百姓的苦；

不用力，解决不了问题。

发现不了问题，理解不了老百姓的苦，解决不了问题，就不是合格的勤务员。”

他回到座位上，坐下来翻开笔记本，看著上面那些密密麻麻的字。

那些字不是写给领导看的，是写给老百姓看的；

不是写给现在看的，是写给未来看的；

不是写给別人的，是写给自己的。

自己看，自己反思，自己改进。

改进，不是为別人，是为自己；

为自己，是为老百姓；

为老百姓，是为国家；

为国家，是为民族；

为民族，是为未来。

“散会。”

大家陆续走出会议室。

林惟民最后一个走。

他站在会议室门口，看著那些疲惫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走廊里的灯还亮著，照在地板上白晃晃的，把那些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巡视报告交上去之后的日子和之前並没有什么不同，林惟民每天还是准时出现在研究院的办公室里，泡一杯清茶，翻看各地报送上来的材料，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几笔，偶尔站在窗前看著院子里那棵银杏树发一会儿呆。

他的生活规律得像一座上了发条的钟，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到办公室，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下班，什么时候睡觉，几乎精確到分钟。

这种规律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在长期的紧张工作中慢慢沉淀下来的习惯，就像一条河流流经平原之后，水面变得宽阔而平缓，流速不再那么湍急，但深度却比以前增加了许多。

他在这条河流里行走了五十多年，岸边的风景换了一茬又一茬，同行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只有他自己还在这条河里，一步一步地往前趟，不急，不躁，不停。

中央组织部的电话打来的时候，他正在看一份关於中部地区產业转型升级的调研报告，报告写得很扎实，数据翔实，案例生动，分析透彻，建议具体，不像有些报告那样通篇是“要加大力度”“要统筹推进”“要完善机制”之类的空话套话。

他看得很满意，用铅笔在报告封面上批了一个“好”字，这个字写得不大，但笔锋很重，力透纸背，像是要把自己对这份报告的认可刻进纸的纤维里。

电话那头的声音是一个中年男人，说话不急不慢，带著一种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在电话中保持的从容和得体，他先是对林惟民在巡视工作中的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然后话锋一转，说到了干部推荐的事。

林惟民握著话筒听完，没有过多的客套和寒暄，只是简单地应了一句“好，我准备一下”，就把电话掛断了。

放下话筒之后他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天花板的某个角落，那里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灯座旁边延伸出去，一直延伸到墙壁的拐角处，像是岁月在这栋建筑上留下的一道皱纹。

他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他思考了很多年但始终没有找到標准答案的问题——什么样的干部是好干部，怎么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管起来，让好干部在合適的岗位上发挥最大的作用，让不称职的干部儘早离开那些他们不该占著的位置。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但真正回答起来却涉及太多复杂的因素，有主观的，有客观的，有制度的，有文化的，有个人的，有集体的，有歷史的，有现实的。

林惟民在汉东工作那些年接触过的干部少说也有几百个，有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见过几次面之后就再也想不起长相了，有的让他感到欣慰和骄傲，有的让他感到惋惜和遗憾，有的让他感到愤怒和痛心。

那些让他欣慰和骄傲的干部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心里装著老百姓，手上干著实实在在的事，嘴里不说那些虚头巴脑的话，脚底下踩在结实的土地上；

而那些让他惋惜、遗憾、愤怒、痛心的干部，各有各的问题，有的是能力不足，有的是態度不正，有的是作风不实，有的是廉洁不过关，但归结起来无非就是四个字，不配其位。

林惟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串名字，沙瑞金、李达康、高育良、祁同伟，还有其他几个他这几年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过的、观察过的、接触过的、考察过的干部。

他把这些名字写在纸上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踏实的感觉，就像农民在春天把种子播进土里之后那种虽然不知道收成如何但依然满怀希望的踏实。

种子能不能发芽要看土壤、要看水分、要看阳光、要看气候，但首先种子必须是好种子，不能是瘪的、不能是霉的、不能是被虫蛀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