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由於书籍的珍贵，这就导致了书籍集中在世家大族手中（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加剧了文化阶层分化。

贺奔就在想，如果我可以提前把印刷术搞出来，是不是可以改变这个状况呢？

我家夫人如此辛苦的復原了那么多典籍，难道只是为了復原出一本孤本来么？

毕竟印刷术也不复杂，这个时代也许已经有了印刷术的雏形。

灵帝熹平四年到光和六年，朝廷刊刻过一批儒家经典，也就是把这些经典刻在石碑上，然后將石碑立在太学门外。

对了，主持这项工作的人当中，就包括昭姬的父亲蔡邕。

朝廷还允许人们拓印，也就是人们可以將湿纸紧覆在碑面上，用墨扑打，把碑上的阴文（凹陷的文字）拓成黑底白字的“拓片”。

这种拓片可以带走、传播，相当於得到了一个標准、准確、且可批量获得的纸质副本。

这种刊刻后拓印的方式，就可以视为“印刷”的雏形。

当然了，如果贺奔现在要把印刷术搞出来，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造纸术的改良。

这个时代虽然有了蔡侯纸，可蔡侯纸的產量和质量，尚不足以支撑大规模印刷。

而且，发明往往是需求驱动的。在这个时代，大规模复製文本的需求並不像后世那么迫切和普遍。

知识被世家大族垄断，书籍是珍贵的手抄资產。藏书家通过僱佣“书佣”（职业抄书人）来复製抄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手抄產业链。

这种模式虽然慢，但能满足当时精英阶层的需求。

况且，教育局限於少数门阀士族，科举制（隋唐）尚未出现，社会阶层上升不完全依赖於普及化的经典知识。

因此，对廉价、批量复製的书籍没有形成巨大的、来自社会底层的“刚需”。

还有一个原因，抄写经典本身就是一种学习和修身行为，具有文化神圣性。机械复製在当时可能被视为一种对经典的“不敬”或“廉价化”。

就比如曹昂在贺奔这里抄书，这件事传出去，大家不会认为贺奔在使唤傻小子，而是会认为曹昂正在老师门下潜心进学修德，这也是曹昂沉稳持重的表现。

可是，在贺奔看来，如果自己能提前將印刷术乃至活字印刷术引入这个时代，那未尝不能改变这种文化垄断的局面，甚至……

就这么说吧，这就是华夏人独有的浪漫，好不容易穿越了一回，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富国强民，如何避免遗憾，如何让华夏文明立於世界之巔。

当然了，易小川除外。

他纯泡妞。

……

“夫君这几日忙什么呢？”蔡琰小声询问德叔。

德叔双手环抱胸前，看著看似很忙忙碌碌、却不知道在忙些什么的贺奔，思索片刻：“莫不是……在刻章？”

刻章？

蔡琰看向贺奔面前那四个小方块，別说確实有些像章，每个小方块的底部都有一个字。

文人雅士刻章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夫君今儿真是稀奇了，怎么也搞起这个了？

贺奔自顾自的把四个小方块底部的字刻完，然后按顺序排列好，一抬头，特別自豪的看向蔡琰和德叔。

“夫人，德叔，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蹟的时刻！”

贺奔自信满满，一甩袖子，豪情万丈：“墨来！纸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