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安全宣传和教育搞了几个月，效果不能说没有，但远没有达到预期。

市区的情况確实好了不少，主要路口闯红灯的电动车少了，戴头盔的人多了，非机动车道上的逆行现象也有明显改善。

但出了市区，到了县城、到了乡镇、到了村里，情况就不一样了。

闯红灯的照样闯，不戴头盔的照样不戴，逆行、载人、乱穿马路的，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

交警在路口拦下来，批评教育一番，罚几十块钱，对方交了罚款转身就走。

下个路口还是该闯就闯，该逆行就逆行。

原因也不复杂。

那些中老年人没有“交通安全”这个概念。

他们小时候没有学过交规，年轻的时候路上没几辆车，觉得“我走我的路，车会让我”。

至於交通规则是什么，很少有人去关心。

让他们背交规、考驾照是另一回事，但日常出行习惯已经形成了，靠发几张传单、贴几条横幅、搞几次街头宣传，很难改变他们几十年养成的行为方式。

罚款也不疼不痒，几十块钱对他们来说不算大数目，交了罚款就当是“路费”，心里不会有任何触动。

市委书记在市委大院的走廊里听到几个乡镇干部聊天，一个在嘆气：“我们镇每次搞交通宣传，来听的都是些老头老太太，听完回去该咋样还咋样。闯红灯被逮住了，罚二十块钱，人家掏钱掏得比谁都利索。你说他两句，他还跟你急，说你欺负老年人。”

另一个接话：“我那个村更离谱。一个骑三轮车载著三个小孩闯红灯被拦住了，交警说要扣车。人家坐地上一哭二闹三上吊，说交警欺负孤儿寡母。最后还是领导过来协调了，口头教育了一下放走了，那老太太走了之后还回头骂了几句难听的。你说这种怎么管？管不了，没法管。”

这事儿拖不得。

信市现在的体量还小，人口六百万，城区面积不大，交通管理的压力有限。

但如果星汉集团的规划全部落地，如果固態电池的產能继续翻倍，如果信市的gdp突破十万亿，人口突破两千万，外来人口大量涌入，那时候再出问题，就不是几个乡镇干部在走廊上嘆气的事了。

市委书记把全市交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的阶段报告看了一遍，又让秘书整理了各县区、各乡镇、各街道办的落实情况和难点匯总，然后通知各部门、各县区主要负责人，到市委会议室开专题会。

议题很明確，如何从根本上提升全市居民的交通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不能再靠罚款了，得换个思路。

会议室里的气氛比上一次整改会议要鬆弛一些。

经过几个月的调整，各部门的年轻干部已经逐渐適应了这种节奏，討论问题的方式也比以前活跃了很多，想法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

有人说：“能不能提高罚款金额？闯一次红灯罚两百，逆行走一次罚三百，罚到他们心疼，自然就改了。”

很快就有人反对：“提高罚款对低收入人群不公平。万一有些人真的交不起罚款，会不会引发更激烈的对抗？而且中老年人对钱的概念跟年轻人不一样，他们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过的，凭什么现在不让』。”

有人提议加强曝光：“把违规者的照片、姓名、车牌號，在当地电视台、抖音、公眾號上曝光。谁违规了，让全城人都看到，他们觉得丟人了就不敢了。”

有人接话：“这涉及侵犯个人隱私权，而且对老年人可能根本没用。年轻人怕社死，老年人不怕，你曝光就曝光，他又不看抖音。”

几个方案提出来又否定，否定又提新的，像在同一个问题上转圈，始终找不到一个能切入关节的著力点。

就在討论渐渐趋於重复的时候，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举手了。

他是新调来的市发改委的一名科长，戴著一副半框眼镜。

“我觉得光靠罚款和宣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站起来，走到会议室前方的白板前，拿起记號笔，在上面写下了一行字：“居民信誉分制度”。

他转过身，面对会议室里所有人。

“我的想法是给每一位居民建立信誉分档案。初始分五分。违规一次扣分，做一次好事加分。”

“分数低於某个閾值，本人和家人在上学、就业、贷款等方面会受到一定影响，分数高於某个閾值，可以享受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就业待遇。”

“这个分数不是秘密档案，是可以在学校、企业、银行等机构查询的公开信息。”

“每个人都会在乎自己的分数，因为分数直接关係到自己和家人的利益。”

“同时，每个人也会在乎家人的分数，因为一个人的违规会影响到整个家庭。”

“这一套机制建立起来之后，闯红灯不戴头盔的人就会自然减少，因为不敢，因为知道自己和家人的利益都会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