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川走出到达大厅的时候，阳光刺得他眯起了眼睛。启德机场的出口处黑压压地站著一群人，不是接机的亲友，是记者。长枪短炮，话筒上贴著各家媒体的標誌，有人踮著脚尖往里看，有人低头在本子上写著什么，有人在调试相机。他看到沈逸川走出来，人群像被捅了的马蜂窝，一下子炸开了。

“沈先生，您真的被扣押了吗？”一个女记者挤到最前面，话筒差点戳到他的脸上。

“沈先生，您为什么要公开道歉？”另一个记者从侧面挤过来，声音很大。

“沈先生，台北方面有没有威胁您？”又有人喊。

沈逸川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他穿著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帽檐压得很低，但在这么多镜头面前，帽子挡不住什么。他抬起头，看著那些闪光灯，看著那些急切的面孔。他想起在台北松山机场的休息室里，王升竖起的大拇指，蒋经国別在他胸前的勋章，记者会上那些礼貌的、配合的笑声。他重复了在台北的说辞。

“是我误会了，台北方面没有扣押我。我向台北方面表示歉意。”

有记者追问：“可是香港这边过去一个月都没有颱风，塔台为什么说颱风关闭机场？”沈逸川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只是乘客。”

记者们还想再问，机场工作人员走过来，礼貌但坚决地把他带上了车。车门关上的瞬间，闪光灯还在窗外闪个不停。

当晚，沈逸川坐在九龙塘家中的沙发上，看著电视里的晚间新闻。画面切到机场塔台，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镜头前，表情疲惫，眼袋深重，嘴唇乾裂。他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声音沙哑，像是在念一份跟自己无关的文件。

“本人作为香港机场塔台主任，对误报天气导致航班备降一事负全部责任。由於个人判断失误，错报了颱风信息，造成乘客不便，特此引咎辞职。向受影响的乘客深表歉意。”

没有解释原因，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沈逸川看著那个男人，看到他在镜头前微微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走了。他知道，这是一个替罪羊。有人需要为这件事负责，但不可能是做出决策的人，只能是执行命令的人。

沈逸川关掉电视，一个人坐在黑暗中。

九龙塘的房子收拾得很乾净。茶几上摆著全家福，方若云临走前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地板擦得发亮，窗帘洗过熨平了，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摆得整整齐齐。他走进每个房间，看到墙上贴著方若云与孩子们的照片——克己在中央公园餵鸽子，怀瑾抱著布娃娃坐在沙发上，念祖戴著耳机在房间里看书。方若云站在中间，笑得很温暖。冰箱上贴著怀瑾的画，画的是六个人手拉手，上面歪歪扭扭地写著“我们一家人”。克己的玩具整齐地码在箱子里，怀瑾的书本摞在书桌上，念祖的校服掛在衣柜里。一切都是方若云的痕跡，没有穆晚秋的，也没有他的。

他在沙发上坐下来，拿起茶几上那张全家福。方若云站在中间，三个孩子围著她，笑得很开心。穆晚秋站在最边上，沈逸川站在另一边。他看著那张照片，想起在纽约的时候，每天早晨方若云起来做早饭，送孩子们上学，回来收拾屋子，洗衣服，买菜，准备晚饭。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想起离开纽约前方若云说的那句话——“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但我想跟姐姐单独呆几天。”她不是不想跟他说话，是不知道说什么。他们之间隔著一个穆晚秋，隔了二十年的时光，隔了三个孩子的养育之恩。他是她的丈夫，但她在家里更像是一个管家，一个保姆，一个替穆晚秋照顾孩子的人。他欠她太多。他不知道该怎么还。

夜里十一点，电话铃响了。沈逸川接起来，方若云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有些发抖，像是在哭。

“姐姐呢？她在哪里？”

沈逸川握著听筒，手指收紧。“她在台北。安全。有人会帮她离开。”

方若云沉默了一会儿，电话那头只有微微的电流声。然后她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压著的、不想让人听到的、但还是忍不住的哭，声音闷闷的，像是隔了一层棉被。

“姐姐不能出事……她不能出事……她已经受了那么多苦，不能再……”

沈逸川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他只能握著听筒，听著她哭。过了好一会儿，方若云止住了眼泪。她吸了吸鼻子，声音变得平静，但那种平静让沈逸川后背发凉。

“我和孩子们可能暂时离不开纽约。有人在我们家附近转悠，门口多了几辆陌生的车。今天下午，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按了门铃，问『沈太太在家吗』。我说我就是，他走了。但我知道他还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