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那个妇女叫什么，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不知道她家里还有几口人、日子怎么过。

但他知道，像她这样的人，在这片土地上还有很多很多。

他们不抱怨，不闹事，不指望谁来拯救他们，就这么一天一天地凑合著过。

他们的“凑合”，不是认命，是没办法。

不是不想过好日子，是不知道好日子什么时候才能轮到他们。

从菜市场出来，林惟民又去了县城边缘的一所小学。

学校不大，一栋三层的教学楼，一个水泥操场，操场上立著一根旗杆，旗杆顶端的国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他走进教学楼，顺著走廊慢慢走。

教室的门开著，里面传来孩子们读书的声音。

他站在门口，透过门缝往里看。

教室里的桌椅高矮不一，有的很旧了，桌面坑坑洼洼的，有的还能看出原木的顏色。

黑板上写著几行字，粉笔字跡有些模糊。

一个年轻的女老师正在讲台上领读课文，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孩子们跟著她读，拖著长长的童音，有些字咬得不太准，但读得很认真。

林惟民没有进去打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他走到校门口，碰见一个头髮花白的老人，手里拎著一个塑胶袋，袋子里装著几个馒头和一瓶水。

老人看见他停下来，上下打量了一眼。

“同志，你是上面来的吧？”

林惟民点了点头。

老人指了指学校里面，声音有些沙哑。

“我孙女在这上学。

成绩好，班上前几名。

我天天来给她送饭，家里离得远，中午来不及回去。

她爸妈在外面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一次。

就我跟她两个人，凑合著过唄。”

又是“凑合著过唄”。

林惟民在那所小学门口站了很久，直到那个老人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直到孩子们的读书声渐渐低了下去，直到太阳从头顶移到了西边。

他转身走了，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没留下任何话。

他知道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把那些差距抹平，把那些凑合著过的日子变成不凑合，才是他现在该做的事、唯一该做的事、必须做到的事。

回到京城，林惟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把这次调研的笔记整理出来。

他没有让秘书代劳，自己一笔一划地写，写得很慢很仔细。

那个卖菜的妇女说的话，那个老人说的话，那个老师讲课时的神情，那些孩子们读书时的声音，他都记了下来。

他怕自己会忘，怕自己坐在办公室里久了会被那些数据和报告淹没，怕自己会变成那种只知道看材料、听匯报、批文件的干部。

他不是那种人，他也不想成为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