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声音低沉下来，不再像刚才那样暴怒，却比暴怒更让人心里发堵。

“你爹在码头上给人扛大包，麻袋一袋一袋地往船上扛，肩膀上的皮磨掉了长好，长好了又磨掉，到死那天肩胛骨上还有一层铜钱厚的老茧。”

“我在被服厂给人锁扣眼，一天到晚低著头，眼睛都快熬瞎了，晚上回来还得就著煤油灯给你补衣裳，针都看不清，缝一针要眯著眼瞅半天。”

“这么些年起早贪黑的，图什么？图你当官当干部，光宗耀祖，穿四个兜的中山装站在人前有面子？不是！”

“我们不求你当官当干部，只要你有个正经工作，能养活自己；”

“將来娶个媳妇，踏踏实实过日子，別让你娘白髮人送黑髮人，就对得起你爹的在天之灵了。”

“可现在看看你这样，你对得起我和你爹吗？你对得起你爹临死前还念叨著你的名字吗！”

范母越说越难受，最后泣不成声，苍老的手捂著脸，肩膀一抽一抽的。

窗外的西北风呼呼地刮著，把窗户纸吹得嗡嗡作响，不知道谁家在院子里喊了一声“收衣服了，要下雪了”，声音被风颳得支离破碎。

范金有坐在床上，捂著还在发烫的脸颊，看著母亲佝僂的背影和颤抖的肩膀；

其心里头那团被他用酒精压了一个多月的烦躁，终於被捅出了一个窟窿，愧疚感从那个窟窿里渗出来，又冷又涩。

他皱紧了眉头，嘴唇翕动了几下，想说点什么安慰母亲的话，可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才憋出一句：

“妈，我这不是心烦吗？您別哭了，哭坏了身子怎么办。等过了这段，过了这段我就去找工作。”

“还找工作？”范母抬起头来，用手背胡乱抹了一把脸上的眼泪，眼睛红肿得像两颗核桃，嘴角却掛著一丝嘲讽的笑。

那笑容比她的眼泪还要让范金有难受，“你连居委会副主任那么好的工作都能干丟了，你还能做些什么？”

“你知道外头的人现在怎么叫你吗？大草包！大草包范金有！连居委会干部那么好的工作都干丟的废物点心！”

“这些话我在菜市场听到不下十遍了，每一遍都像有人拿刀子剜我的心！我看你趁早收拾收拾东西，跟我回老家算了。”

“老家那边还有你爹留下的几亩地，虽说种地辛苦些，好歹饿不死人，也能养活咱娘俩。”

范金有的眼睛猛地瞪圆了，拼命摇头，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这个反应倒是比刚才挨打时还激烈，声音也一下子拔高了，带著一种发自骨子里的抗拒：“我才不去种地！打死我也不去！”

开玩笑，他好歹也是初中毕业，正经读过书的人。在四九城上了好几年学，后来又在街道办干过；

虽然只是最基层的干部，但每天穿的是中山装，別的是钢笔，坐的是办公室，打交道的是街面上的正经商户。

让一个初中生，去乡下扛锄头种地？这要是传出去了，他这张脸往哪搁？他这辈子就只能在庄稼地里跟泥巴打交道了。

况且他从小在四九城长大，连麦子和韭菜都分不清，真要下了地，怕是连锄头都扛不稳。

他心里明白，母亲说的“回老家”虽然是气话，但只要他再这样颓废下去，气话迟早会变成唯一的出路。

“不种地也行，那你明天就给我去找工作！”范母抬起手指著，他的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