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木走后的第三天，陈阿圆在他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样东西。是一个布包，蓝布的，边角磨毛了，上面绣著一朵梅花——跟家寧当年那个包袱上的梅花一模一样，连花瓣的数量都一样，五瓣，不多不少。梅花是粉红色的，五个花瓣，花蕊是黄色的，用丝线绣的，绣得很细，花瓣的边缘有深浅不一的顏色变化，像真的一样。她把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张纸条。照片是黑白的，边角发黄了，上面是两个人——陈远水和陈水木。陈远水十六岁，穿著长衫，长衫是灰白色的，布满了细密的褶皱，像一张被人揉皱了的纸。他的头髮梳得整整齐齐，用髮胶固定著，一丝不乱。他的嘴角微微翘著，那不是笑，是一种很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表情。但你看出来了就知道那是在笑。他十六岁，正要离开家，去缅甸，去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地方、一个只有海和山和橡胶园的地方。他站在家门口，身后是那棵龙眼树，树还小，比他高不了多少，树干细得像他的手臂，树枝上稀稀拉拉地掛著几片叶子。几十年后，那棵龙眼树会长得很高很大，树冠撑开像一把巨大的伞，遮住半个院子，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住，树皮上长满了青苔和裂纹。那时它已经不只是一棵树了，它是这个家的根，是这个家的记忆，是这个家的魂魄。
陈水木七八岁，穿著短褂，短褂是深蓝色的，布满了补丁——膝盖上有一块，手肘上有一块，领口上有一块。他光著脚，十个脚趾头像十颗刚从土里刨出来的花生，沾著泥巴和草屑。他站在陈远水旁边，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蜷著，像握著一把看不见的东西——是一把糖，他哥答应给他带的缅甸的糖，棕色的，硬硬的，像一颗颗小石头。他把那把看不见的糖握在手心里，握了四十三年。纸条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页上还有横线，是绿色的，淡淡的。纸的左边有一道被撕破的痕跡，毛毛糙糙的，还有一些作业本上残留的订书针孔。上面歪歪扭扭地写著一行字，字跡跟陈远水的一模一样——歪歪扭扭的，像刚学会写字的孩子写的，有的字大得像碗口，有的字小得像绿豆，“阿”字的耳朵旁写成了一个圆圈，“圆”字的方框写成了一个三角形。
“阿圆，叔走了。这颗糖留给你。是甜的。”
陈阿圆把那张纸条看了一遍又一遍，看了十几遍，看了几十遍，看到那些字从黑变白，从白变模糊，从模糊变成一团一团的、在她眼前飘来飘去的光影。她把它叠好，叠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方块，像叠一块手帕，像叠一封信，像叠一条路。她把那小块纸放进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口袋，確认不会掉出来。那是她这辈子收到的最短的一封信。也是她这辈子收到的最长的一封信。
她把那张照片翻过来。背面也有一行字，字跡不一样——工整的，一笔一划的，像印刷体，像机器印出来的，不像人手写出来的。每一个字的大小都一样，间距都一样，连笔画的粗细都一样。像是写的人用了尺子，用了圆规，用了量角器，用了所有能用的工具，把这几个字写成了他这辈子最工整的几个字。
“远水、水木，一九四〇年，泉州。水木，哥对不起你。”
这是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留下的。那天他从铺子里走出去的时候，背影瘦瘦的，肩膀窄窄的，走路的时候微微弯著腰，像一株被风吹弯了的小树。他走到巷口，停下来，好像想回头，但最终没有回头。他走了。他把照片留下了，纸条留下了，话留下了。人走了。
陈阿圆把照片贴在胸口，贴在心跳的地方。心在跳。扑通，扑通，扑通。照片里的人在跳吗？陈远水在跳吗？陈水木在跳吗？他们不在了。但他们的心跳在这张照片里，被压在相纸下面，薄薄的，看不见的，但它在。她听到了。
一九八七年春天，陈家铺子门口的石榴树又开花了。比去年多，比去年大，比去年红。花瓣厚厚的，嫩嫩的，在阳光下透亮，像一张张浸了水的红纸，又像一只只刚刚破茧的蝴蝶的翅膀。花开得最旺的那几天，整棵树的树冠都被红色覆盖了，远远看去像一团燃烧的火焰，把承天巷的半边天都映红了。蜜蜂在花间嗡嗡地飞著，翅膀在阳光下闪著金色的光。它们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从这枝头飞到那枝头，忙得不可开交，像一群在赶集的商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家兴蹲在树下，用手把落在地上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捡起来，放在手心里。他捡得很仔细，每一片都不放过。他捡了满满一把花瓣，红红的，像一摊凝固的血。他把花瓣捧到陈阿圆面前。“阿母，给你。”
陈阿圆正在铺子里包金枣，手指上沾著糖浆，糖浆是黏的，把她的手指粘住了，张不开，像五根被胶水粘在一起的筷子。她低下头，张开嘴。家兴把花瓣一片一片地塞进她嘴里，塞得很轻，像是怕弄疼了她。花瓣是苦的，涩涩的，嚼在嘴里有一股青草的味道，还有一点点晨露的清凉、一点点泥土的腥气、一点点阳光的温暖。
“好吃吗？”家兴仰著脸问她。他的脸上有被太阳晒出来的红，鼻樑上有一颗新长出来的青春痘，红红的，亮亮的，像一颗刚冒出来的小蘑菇。他的眼睛还是棕色的，跟家安一样，跟林清石一样，像山里头那种清泉，安安静静地看著人。那双眼睛里有她，有石榴树，有石榴花。
“好吃。跟金枣一样甜。”
家兴看著她。他已经十六岁了，个子比陈阿圆高出了一个头。他穿著家安穿过的旧衣裳——那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袖口的螺纹鬆了，露出里面的棉絮，棉絮是灰白色的，一团一团的，像从云朵上撕下来的碎片。他的头髮长了，盖住了耳朵，一缕一缕地垂在额前，像几根黑色的线条在他脸上隨意地画著。他站在石榴树下，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的脸上、肩上、手上，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长长的，瘦瘦的，像一棵正在往上躥的小树。风吹过来，他的头发动了，石榴树的枝叶动了，地上的影子也动了。一切都在动。都在生长。
“阿母，你骗人。花瓣是苦的。金枣是甜的。它们不一样。”
陈阿圆蹲下来，手里拿著一颗金枣，塞进家兴嘴里。金枣金黄金黄的，在阳光下透亮，像一颗缩小的太阳。她把那颗太阳塞进他嘴里。“这颗是甜的。你尝尝。”家兴嚼了嚼，先酸后甜，酸味在舌尖上炸开，像一颗小小的炸弹，炸得他皱了一下眉头。然后甜味上来了，从舌根慢慢地向前蔓延，像潮水漫过沙滩，一波一波的，柔柔的，软软的。吃到最里面那一点点苦，很淡很淡，淡得像一个梦，醒了就忘了。他咽下去了。
“甜的。”他说。
陈阿圆站起来，看著他。他的嘴角沾著金枣的汁液，亮晶晶的，像涂了一层蜂蜜。她伸出手，用拇指把他的嘴角擦乾净了。家兴没有躲。他的手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很大了，手指很长，骨节突出，指甲剪得很短。他把她的手握在手心里，像握著一只小鸟，轻轻的，怕捏碎了。
“阿母，你的手好小。”
“你的手好大。”
“我长大了。”
“你长大了。”
她把手从他手心里抽出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肩膀宽了，跟家安一样宽。他不再是那个蹲在龙眼树下看蚂蚁的孩子，不是那个趴在灶台上写信的孩子，不是那个蹲在石榴树旁边用手拔草、用竹籤刻槓、用破陶罐浇水的孩子。他是一个大人了。他穿著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站在石榴树下，阳光照著他，风吹著他，石榴花落在他头上、肩上。他站在那里，像一棵树。
家寧师范毕业了。分配到了泉州一中，教语文，就是她当年考上高中的那所学校。她每天早上骑著自行车从承天巷出发，沿著中山路骑到学校，骑四十分钟。自行车是家安买给她的，凤凰牌的，女式车，大红色的，车把上繫著一把锁，钥匙上拴著一个塑料娃娃——是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金色的头髮，蓝色的眼睛，笑得露出两颗门牙。她穿著一件白色的衬衫，扎著马尾辫，辫梢繫著一朵红色的塑料花，是她从永春带来的那朵，洗了几十遍了，顏色从鲜红变成了粉红，从粉红变成了淡红，从淡红变成了几乎看不出的白色。但它还在那里，在她的辫梢上，像一朵快要凋谢的花。
她骑著车，穿过中山路。早上的中山路很热闹，路边的早餐摊冒著热气，油条在油锅里翻滚，豆浆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著泡，有人蹲在路边吃麵线糊，有人端著豆浆站在公交站牌下等车，有人骑著自行车跟她並排走，车篮里装著菜、装著书包、装著公文包。她骑得不快不慢，不急不躁，像她走承天巷的青石板一样稳。她的车技是家安教的，在承天巷里练的。她刚开始学的时候摔了好几次，膝盖磕破了皮，血渗出来，把裤腿染红了。她没有哭，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灰，继续骑。家安在后面扶著车座，跑得气喘吁吁。他鬆手了，她还不知道，骑了好远才发现。她回头看他，他站在巷口，笑著朝她挥手。
她把车停在校门口，锁好，把钥匙上的塑料娃娃塞进书包里。她走进校门，走过操场，走过教学楼，走过那棵大榕树。榕树还在那里，树冠还是那么大，枝叶还是那么密，树须还是那么长。雨水从树叶上滴下来，一滴一滴的，落在她的头髮上、肩上。她抬起头，看著那棵榕树。她想起了七年前的那个雨天，她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撑著那把油纸伞，背著那个蓝布包袱。她站在操场上，转了三百六十度，把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看了一遍。那时候她是一个穿著布鞋的乡下姑娘，不知道这座城市会不会接纳她，不知道这所学校会不会接纳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这里待下去、能不能学好、能不能考上大学、能不能走出自己的路。
她走上楼梯，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迴荡，噔噔噔的，跟七年前一模一样。她走到三楼，推开高一三班的门，走进去。教室里坐著四十八个学生。他们穿著白底蓝条的校服，跟家寧当年穿的一模一样——领口的螺纹是蓝色的，袖口的螺纹也是蓝色的，左胸口绣著“泉州一中”四个字，字是红色的，用线绣的，密密麻麻的针脚像一群蚂蚁排成了一条路。
他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在聊天，有的趴在桌上睡觉。他们抬起头，看著讲台上这个年轻的女老师。她的头髮扎成马尾辫，辫梢繫著一朵快要褪色的塑料花。她的脸是圆的，眼睛是大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穿著一件白色的衬衫，衬衫的领口绣著一朵小花，是粉红色的，五个花瓣。
“我叫陈家寧。你们可以叫我陈老师。”她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字写得很大，一笔一划，工工整整，“陈”字的耳朵旁写得圆润饱满，“家”字的宝盖头像一把撑开的伞，“寧”字的丁字鉤写得刚劲有力。粉笔在黑板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有人在用小刷子轻轻地扫著纸面。
她转过身，看著坐在下面的那些学生。四十八个孩子，四十八张脸。有的圆，有的方，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眼睛大，有的眼睛小。有的皮肤白，有的皮肤黑。有的坐得笔直，有的趴在桌上。有的在看她，有的在看窗外，有的在偷偷吃零食，有在偷偷传纸条。他们都不一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十五六岁，都是高一，都是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跟家寧当年一样。
都在人生的路上。刚刚起步。还不知道前面的路有多远、多难、多苦、多甜。但她知道。她已经走过了。她知道这条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弯弯曲曲的，有上坡有下坡，有石子有泥巴，有阳光有风雨。她走了三年，走完了。现在轮到他们了。
她拿起点名册，念出了第一个名字。
“林晓薇。”
“到。”一个扎著马尾辫的女生站起来，声音很大，整间教室都听见了。她的脸红了，从脖子一直红到耳朵根，红得像灶膛里的炭火。
家寧看著她。林晓薇。她想起了当年那个坐在第一排、大声说“我叫林晓薇，来自泉州实验小学，喜欢唱歌跳舞”的女生。那是她在这个班上认识的第一个同学。她们后来成了好朋友，一起吃饭，一起自习，一起回宿舍，一起去食堂抢红烧肉，一起在操场上跑步，一起在教学楼的楼顶看夕阳。毕业以后，林晓薇考上了厦门大学，去了厦门，她们还经常通信。信是林晓薇写的，字跡潦草，像医生开的处方，但每一封她都能读懂。信里写她在厦门的生活——鼓浪屿的琴声，厦大的凤凰花，白城沙滩的日落，南普陀的钟声。那些信她一封都没有丟，全放在枕头底下，跟那本帐簿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