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薇，好名字。”家寧说。

那个女生坐下来，脸还是红的。她低下头，看著桌上的课本，嘴角偷偷翘了一下。

家寧把点名册放下，拿起语文书，翻到第一课。第一课是朱自清的《背影》。她开始读。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她读得很慢，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每个字都送进了教室的每一个角落，送到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她读到父亲爬月台买橘子的那段，声音有些发抖。

“我看见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他用两手攀著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她停下来，喝了一口水。水是凉的，从喉咙流下去，流到胃里，胃凉了，手凉了。

“这一段，大家回去背下来。下周一检查。”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收拾书包，站起来，准备走。教室里一片嘈杂，椅子腿刮地面的吱嘎声，书包拉链的刷刷声，水瓶盖拧开的咔咔声，还有人在喊“等一下，我的笔掉了”。

“等一下。”家寧说。声音不大，但学生们都听到了，都停下来。教室里安静了，连掉在地上的笔都能听见。

“我说一件事。我小时候，在永春的山里长大。我阿公从缅甸走回泉州，走了三年。他走的时候腿瘸了，耳朵聋了，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一个『苦』字。他说，路是走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你选了这条路，就要把它走到底。走到底了，路就通了。走不通了，换一条路，继续走。不要停。停了就再也走不动了。”

她把手伸出来，在学生们面前翻了翻。手是白的，细的，指甲修得整整齐齐，没有茧子。但在她的手掌心，有一条很细很细的疤，从生命线的中间横穿过去，像一条乾涸的小溪。那是她小时候在永春被柴刀划的。她上山捡柴火，柴刀从手里滑了，刀刃划过她的手掌心，血一下子涌出来，红红的，热热的，滴在地上，滴在枯叶上。她没有哭。她用布条把手缠住，继续捡柴火。柴火捡完了，背回家，堆在灶台旁边。陈阿圆看到她的手，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抓住她的手，用嘴对著伤口吹气——呼呼呼，凉凉的，痒痒的。

“后来我考上了泉州一中，坐在你们现在坐的这个教室里。我那时候的语文老师叫林国栋。他教了我三年。他告诉我说，陈家寧，你是读书的料子，你要好好读。他说，你阿公走完了他的路，你阿妈走完了她的路。现在轮到你了。你要把这条路走下去，走出你的样子来。”

她把书合上，拿在手里。书是蓝色的封面，上面印著“语文”两个字，字是白色的，行书，笔锋凌厉，有骨有肉。

“我已经走完了我的学生时代。现在轮到你们了。你们的路，才刚刚开始。不要怕路远，不要怕路难。路是走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

没有人说话。教室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鸟叫，嘰嘰喳喳的，像一群在开会的麻雀。安静得能听见远处操场上体育老师的哨子声，嗶——嗶——嗶——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扑通，扑通，扑通。

“下课。”

一九八七年夏天，家安的“林家货运”生意越来越好了。他从一辆货车变成了两辆——又买了一辆二手的，白色的，车头是方的，挡风玻璃没有裂缝，没有胶带，没有划痕。这辆车比他那辆好多了，发动机的声音小，油耗低，座椅舒服，方向盘轻，离合松，油门灵。他开起来的时候感觉很不一样——不像在开一辆车，像在开一艘船，在海面上滑行，丝滑的，不带一丝顛簸。新请了一个司机，叫阿强，三十多岁，漳州人，开车技术很好，从来不超速、不闯红灯、不疲劳驾驶。他以前在部队开过车，在云南的山路上练出来的，弯道技术一流，方向盘在他手里像一根筷子，想怎么转就怎么转，精准得像一把尺子。家安让他跑短途，泉州到厦门、泉州到福州，当天来回。自己跑长途，泉州到上海、泉州到广州、泉州到bj。

他去了一趟bj。从泉州到bj，两千多公里，开了三天两夜。他一个人开，累了就在服务区睡一会儿，醒了继续开。他路过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跨过了六七个省，穿过了无数个城市、无数个村庄、无数个隧道、无数座桥樑。他看到了不一样的山——浙江的山是绿的，矮矮的，圆圆润润的，像一个个绿色的馒头，一座挨著一座，挤在一起，像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吃饭。山东的山是青的，高高的，瘦瘦的，像一根根插在地上的剑，直直地指向天空，像是要把天捅个窟窿。河北的山是灰的，粗糙的，光禿禿的，像一堆堆被废弃的矿石，山上没有树，没有草，只有石头，石头，石头。

他看到了不一样的平原——江苏的平原是一望无际的，平的像一块巨大的案板，案板上切著方方正正的田块，田块里种著水稻、小麦、油菜花。油菜花开了，黄黄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像金色的海洋。风吹过来，油菜花翻起了波浪，一波一波的，从这头推到那头，从那头推回来，像大海，但比大海安静。河北的平原也是平的，但这里的平跟江苏的平不一样，这里的平带著一种苍茫的、灰扑扑的、像旧照片一样的顏色。地是灰的，天是灰的，连空气都是灰的。庄稼已经收割了，田野里只剩下短短短短茬茬的秸秆，像剃过的头髮。秸秆茬子在风里微微地摇著。

他看到了不一样的人——浙江人说话像唱歌，嘰嘰咕咕的，一句都听不懂。他们在服务区卖粽子，用竹叶包的，三角形的，里面是糯米和肉，还有咸蛋黄、板栗、香菇。他买了一个，咬了一口，糯米的软糯，肉的咸香，蛋黄的沙糯，板栗的甘甜，香菇的鲜美，在嘴里炸开了。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粽子。山东人说话像吵架，声音大得像打雷。他们请他吃饭，给他倒水，帮他指路。他们把热腾腾的饺子端到他面前，说“兄弟，趁热吃”，他吃了，烫得嘶了一声，但咽下去了。饺子是韭菜鸡蛋馅的，皮薄馅大，一口咬下去，汁水溅出来，烫得他舌头都麻了。他看著那些山东人，他们的脸被太阳晒得黑红，额头上全是汗，笑起来露出白白的牙齿。他想起了永春的乡亲们。他们的脸也是黑红的，额头上也是汗，笑起来也露出白白的牙齿。

到了bj，他把货卸了，收了运费，没有急著走。他把车停在路边，坐在驾驶室里，看著这座城市。bj很大，比泉州大得多，比上海大得多，比他去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大。天安门广场很大，大得能装下整个永春达埔村。故宫很大，大得他走了半天都没走完。长城很大，大得从山脚爬到山顶要走一个多钟头，大得从山海关到嘉峪关要走上万年。他站在长城上，手扶著城墙，看著远处的山。山一层一层的，密密匝匝的，一重一重的，像一幅没有尽头的画。画里有雾，雾里有山，山里有树，树里有鸟。他看不见那些鸟，但他知道它们在。

他蹲在长城上，手摸著城墙上的砖。砖是青色的，粗糙的，被几百年的风雨侵蚀得坑坑洼洼的。他把手指伸进一个坑里，坑很深，手指够不到底。这个坑是谁留下的？是几百年前的一个士兵留下的吗？他在城墙上站了很久很久，手握著长矛，看著北方的敌人。敌人的骑兵在草原上奔驰，马蹄声如雷鸣，刀光如闪电。但那个士兵没有后退。他站在城墙上，像一根钉进石头里的钉子，拔不出来。他的手汗滴在砖上，一滴一滴的，滴了几百年，滴出了一个坑。那个坑在砖里面，在墙里面，在长城的身体里面，在歷史的骨头里面。

他站起来，转过身，走下了长城。在长城脚下，有一个卖纪念品的小摊，摊主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戴著草帽，脸上全是皱纹，牙齿缺了好几颗。摊上摆著各种小东西——长城模型、毛主席像章、京剧脸谱、摺扇、玉佩、葫芦、核桃。家安在这些东西里看了看，拿起一个小葫芦。葫芦很小，只有拇指那么大，黄色的，皮上有一个小小的疤，像一颗痣。

“多少钱？”他问。

“一块。”老头说。

家安掏出一块钱，放在摊上。他把小葫芦塞进口袋里，拍了拍口袋。他想把这颗葫芦带回去给家兴。家兴小时候最喜欢葫芦，在永春的时候，他在院子里的龙眼树下种过一棵葫芦。葫芦藤爬满了架子，开著白花，结了许多小葫芦。他每天放学后蹲在架子下面看葫芦，看它们从绿色变成黄色，从软变硬，从光滑变得粗糙。他把葫芦摘下来，晒乾，在上面画画。他用毛笔在葫芦上画了鸡、鸭、牛、羊、猪、狗，画得不像，歪歪扭扭的，但家兴很喜欢。那些葫芦后来去哪儿了？他记不清了。大概在搬家的时候弄丟了，大概在某个角落里落满了灰，大概被老鼠啃了，大概在岁月的长河里沉了底。

家安从bj回来的时候，给每个人都带了礼物。给陈阿圆带了一件羊毛衫，大红色的，领口绣著金色的花。给家寧带了一支钢笔，英雄牌的，笔尖是金的，上面刻著一条龙。给家兴带了一个葫芦，就是他在长城脚下买的那颗小葫芦。给林清石带了一瓶二锅头，红星牌的，五十六度。他走进铺子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柜檯上的煤油灯已经点著了。陈阿圆站在柜檯后麵包金枣，手指在金枣和报纸之间翻飞著。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了家安。他站在门口，穿著一件灰色的夹克，夹克上有灰、有油渍、有汗渍。他的脸黑了，瘦了，颧骨高了，眼窝深了。他的头髮长了，盖住了耳朵，一缕一缕地贴在额头上。他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眼白髮黄，布满血丝。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瓶二锅头，放在柜檯上。瓶子是绿色的，商標是红色的，上面印著“红星二锅头”几个字。陈阿圆看著那瓶酒，看了很久，拿起来，放在柜檯下面，放在陶罐旁边。她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没有说谢谢，没有说辛苦了。她拿著那瓶酒，放在柜檯下面，就完了。家安看著她放那瓶酒，看著她把酒瓶放在陶罐旁边，看著她的手在陶罐边沿停了一下。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颗小葫芦，放在家兴的手心里。家兴低头看著手心里的葫芦，葫芦很小，拇指那么大，黄色的，皮上有一个小小的疤，像一颗痣。他把葫芦举到煤油灯下照了照，葫芦在灯光下泛著暗暗的光，像一块被磨光滑了的石头。

“哥，这是给我的？”

“给你的。在长城脚下买的。”

家兴把葫芦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

一九八八年秋天，家兴考上了大学。不是泉州师范学院，是福建农林大学，在福州。他学的是园艺，就是种果树、种蔬菜、种花。他报到那天，家安开著货车送他去。货车是那辆白色的，车头是方的，挡风玻璃没有裂缝。家兴坐在副驾驶，背著那个蓝布包袱——就是家寧当年用过的那个，蓝布已经洗得发白了，边角磨出了毛边，绣在上面的那朵梅花只剩下几根粉红色的线头。包袱里装著几件换洗衣裳、那本帐簿、那把梳子、那枚铜板，还有苏阿梅给他织的那件大红色毛衣。毛衣已经小了，穿不下了，但他还是带上了。

他要把这件毛衣带在身边。像他阿公带著那颗糖一样。含了一辈子，咽了一辈子，甜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