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亮平是在一个晴天的上午到达汉东的。

京州的冬天很少有晴天，但那天太阳出奇地好，从东边的天际线上爬起来，把整座城市照得亮堂堂的，像一块被擦乾净的、正在发光的旧铜板。

他从高铁上下来，穿著一件深灰色的薄大衣，手里拎著一个老式的公文包，没有拉杆箱，没有秘书，没有隨行人员。

他站在月台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冷空气灌进肺里，辛辣的，冰凉的，像喝了一大口冰水。

他眯起眼睛，看著京州灰蓝色的天空，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不是一个笑容，是一个猎人在嗅到猎物气息时，身体本能的、极其短暂的兴奋。

“汉东，我来了。”他说。

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月

台上没有人听到，但他不需要有人听到。

他要让整个汉东听到。

不是用嘴，是用手。

用他查过的那些案子，用他送进监狱的那些贪官，用他在最高检反贪总局打出来的那块金字招牌。

来接站的是省检察院办公室主任，姓赵，四十出头，圆脸，戴眼镜，笑起来像个弥勒佛。

他站在出站口，举著一张a4纸，纸上列印著“侯亮平”三个字，字体是宋体，加粗，居中。

他看到侯亮平从出站口走出来，眼睛一亮，快步迎上去，双手握住侯亮平的手，上下摇了摇。

“侯局长，欢迎欢迎！一路辛苦！”

赵主任的声音很大，大到周围的人都转过头来看。

侯亮平被他的热情弄得有些不自在，抽回手，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辛苦。”

赵主任也不在意，笑著接过他手里的公文包，引著他往停车场走。

车是一辆黑色的帕萨特，不是奥迪，不是奔驰，是省检察院的公务用车，车牌號是汉o打头的。

侯亮平坐在后座，看著窗外的京州。

这座城市他来过，但不是以反贪局局长的身份。

那时候他是最高检的侦查处处长，来汉东办一个案子，住了三天，走了。

那三天里他看到了很多东西——高小琴的山水集团，祁同伟的公安厅，高育良的政法委，还有那些在这张网上织来织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清谁是官谁是商的人。

那时候他就想，这个地方，迟早要来。

不是他来，也会有別人来。

与其让別人来，不如他来。

因为他自信，他是最锋利的那把刀。

省检察院的大楼在京州老城区和新城区的交界处，不高，八层，灰白色的外墙，方方正正的，像一块被切了太多刀、已经看不出原来形状的豆腐。

大楼门口掛著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汉东省人民检察院”。

字是楷体的，庄重，严肃，带著一种让人不敢造次的气场。

侯亮平站在大楼门口，抬起头，看著那块牌子，看了几秒，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报到的手续很简单。

组织部的调令，最高检的介绍信，省检察院的任职通知。

三份文件，三个公章，侯亮平的职务从“最高检侦查处处长”变成了“汉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局长”。

不是升迁，是平调。

但从京城到地方，从最高检到省检，这一步，是往下走的。

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这一步。

他的妻子钟小艾不理解，他的岳父钟主任不理解，他在最高检的老领导不理解。

所有人都说，你在最高检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汉东那个烂泥潭？

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不是没有答案，是答案太长了，长到说不完，长到说出来別人也不信。

他只能说一句：“汉东的腐败分子，需要有人去抓。”

不是別人抓不了，是他觉得自己抓得最好。

上任的第三天，侯亮平开了第一次全局大会。

会场在省检察院的多功能厅，不大，能坐一百来號人。

反贪局的全部干警都到了，从副局长到普通科员，从老资格的侦查员到刚入职的年轻人。

侯亮平站在讲台上，没有讲稿，没有ppt，没有任何辅助工具。

他穿著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小臂，领口的扣子解开一颗，看起来不像一个局长，更像一个刚从案发现场回来的刑警。

“同志们，我叫侯亮平，从最高检调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