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都是落难下放之人，各自的儿女都因父辈的境遇受了牵连，有的下乡插队，有的四处飘零，年纪轻轻就尝尽人情冷暖、世间苦楚。想到自家孩子，心里都是一团堵得慌的酸楚，谁也不愿再多开口触碰这份疼处。

老孙先开了口，他把缸子放在炕沿上，两只手撑著膝盖，肩膀往內收著。声音不大，像是对著缸子说的：

“我那个小子，在川省插队第三年，给我写信，说想学技术，可政审过不了……”

“信写了两页纸，满纸都是『爸，我不怨你』，可越说不怨，我这心里头……”

他没说下去，伸手捂住了脸，眼圈泛红，分不清是酒辣的还是別的什么。

老潘没说话，把缸子送到嘴边，慢慢喝著，喉结一下一下滚动。

他想起自己的大女儿，从小爱看书，作文写得好，他当总编那会儿，女儿写的稿子他还帮著改过。

后来他倒了，女儿从部门被调到街道工厂当杂工，每天洗瓶子、搬箱子，十个手指头泡得发白起皮，来信从不跟他提工作的事，只问他们过得难不难。

今年女儿来干校看他，穿一件蓝布棉袄，袖口磨出了白茬，领口补了两块补丁，针脚歪歪扭扭，是她自己缝的。

在接侍室，跟他说了一个钟头的话，说的都是街道上的閒事、厂里的琐事，笑嘻嘻的。

但和她母亲，抱头痛哭。

走的时候她从兜里掏出五块钱，塞进他手里，说“爸，您拿著买点菸抽”。

那五块钱皱巴巴的，带著她的体温。

老潘两口望著女儿出干校门，沿著黄土路走远，背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灰点，融进土坡尽头那片昏黄里。他们站在原地，手里攥著那五块钱，站了许久。

乔伯年把缸子搁在炕席上，两只手捂住了脸，粗糙的掌心贴在颧骨上，指缝间漏出一声长长的、沉闷的嘆息，像是什么东西从胸口深处被挤了出来。

他想起乔红小时候，扎两个小辫子，穿著白衬衫蓝裤子，在省政府大院的梧桐树下跳皮筋，一边跳一边喊“爸、爸你看我跳得多高”，小脸白净净的，一笑两个酒窝。

那件白衬衫领口绣著小红花，是她妈一针一线绣的。

如今那件白衬衫早不知去了哪里，穿在乔红身上的是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发白，褂子太大，空荡荡掛在身上，显得她更瘦。

上次她来，蹲在牛棚窑外面的地上帮他补袜子，低著头穿针引线，手指头冻得通红，骨节粗大，手背上裂了几道口子，有的结了痂，有的还渗著血丝，指甲缝里嵌著黑泥，怎么也洗不净。

他站在旁边看著，想说句什么，嘴张了张，又合上了。

那是他女儿的手。十五岁之前这双手连衣服都没自己洗过，如今裂著口子、长著厚茧，在黄土里刨食，在风沙中熬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