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江边到省委大院，开车只要一个多小时。

但他觉得这段路很长，长到他看不到尽头，长到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

他不知道，但他不怕。

路再长，只要方向对了，总能走完；

路再难，只要有人一起走，就不觉得难；

路再暗，只要心里有光，就不会怕。

林惟民给他留下了方向，留下了同行的人，留下了心里的光。

他只需要沿著这个方向，跟著这些人，循著这道光，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不急，不躁，不停。

总有一天，他会走到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林惟民去过，他还没去过，但总有一天会去。

不是这辈子，就是下辈子；

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

不是在清江边，就是在另一条河边。

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他只知道，他现在要做的，是开车回去，回到办公室，批那些永远批不完的文件，开那些永远开不完的会，见那些永远见不完的人，解决那些永远解决不完的问题。

这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使命；

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的宿命；

这是他选择的路，也是他逃不掉的命。

车子驶上高速，窗外的田野在车窗外飞速地往后退，快得让人来不及看清。

他没有看清，也不需要看清。

那些风景已经刻在他的记忆里了，刻在他这些年走过的路上，刻在他从林惟民手里接过来的那张蓝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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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蓝图还在他的公文包里，还在他的心里，还在他的梦里。

他会把它画下去，画得比林惟民更好，画得比林惟民更细，画得比林惟民更远。

不是因为他比林惟民强，是因为他站在林惟民的肩膀上。

林惟民给了他起点，给了他高度，给了他视野。

他只需要沿著这个起点，朝著这个高度，顺著这个视野，继续往下画。

画出一片新天地，画出一种新生活，画出一个新未来。

为这片土地，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为这片土地的未来。

回到省委大院，沙瑞金把车停在办公楼后面的停车场上。

他没有马上下车，坐在驾驶座上，把车窗摇下来，让傍晚的风涌进来。

夕阳把院子里的那棵银杏树染成了金红色，那些密密匝匝的叶子在风里哗哗地响，像是在跟他说“欢迎回来”，又像是在跟他说“辛苦了”。

他看了一会儿那棵树，然后下了车，锁好车门，走进办公楼。

走廊里的灯已经亮了，照在地板上白晃晃的，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走得很慢，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篤篤篤的声响，节奏不急不慢的，像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不著急，慢慢来，路还长，日子还久，事还多，但总会一件一件做完的。

就像林惟民当年那样，一件一件地做，一件一件地成，一件一件地留给后来的人。

沙瑞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他没有开灯，一个人坐在黑暗里，看著窗外最后一线光被暮色吞没。

远处有几栋楼还亮著灯，模模糊糊的，像是隔著一层毛玻璃。

他不知道那些亮著灯的窗户后面是谁，在干什么，为什么还不回家。

也许是在加班，也许是在等什么人，也许只是忘了关灯。

他没有去想，也懒得想。

他只想这么坐著，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管。

但他知道，他做不到。

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像一群被惊动的麻雀，扑棱著翅膀四处乱飞，抓不住，赶不走，停不下来。

石门沟那个老太太的笑，老李在台上发言时的哽咽，清江边那个老大爷递过来的烟，老刘转述的林惟民在车里无声流泪的样子。